巴西到底想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

中國-巴西:觀察兩個世界

 

飞利浦杨  圣保罗经济价值报

2020年02月14日

Philip Yang

Published by Valor (São Paulo)

February 14, 2020

引言

 

”啊呀,你是一根香蕉”, 刚刚在教室里认识的一位中国同学在一个关于种族和文化特征的激烈讨论后,这样对我说,当时我在美国读硕士。“是的,香蕉人”, 意识到我的困惑时,她笑着,一口带中国口音的英文再对我说:“外黄内白,我们叫香蕉人”。

 

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同学解释说,在中国和海外华人,这词是用来指像我这样的人:虽然血统上是中华民族人,黑发黄皮,但思维方式 、 文化、语言、举止等彻底西方化。在中国纯粹主义者的口里,通常是一个贬义词,批评同胞断了文化的根,价值观和行为与西方人全无二致。其他时候,该术语还以幽默的方式被用来描述中国人的西方化,习惯和习俗远离根源。

明白了刚学会的新词,但还在我认为是侮辱的影响下,我做出了反应:“我不是香蕉人”,回答:“按照你的说法,我是百香果,外表黄色,内心混合,标准的巴西人”,还解释:“巴西不完全是西方”,其他的就没多说了。不过心里面一直想着,我内心不是白的,我们也许是热带西方,极端西方,多種多樣。

那是2000年。在1978年,邓小平重新定位国家角色和开放市场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当时才二十年的时间。虽然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但中国并没有引起我的好奇心和注意。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地缘政治重要的遥远大国,与巴西一样寻找繁荣之路。

在当前的局势下,一切都变了。我对中国的感觉从冷漠变成了困惑。改革开放仅仅40年,中国如何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力量,不仅体现众所周知的增长率,而且在多个领域技术创新表现出色,加上教育事业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成绩?为什么我们巴西1988年宪法提出的改革,30年过后还是感觉经济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每一位巴西人,中巴两国进行对比时,差异都很惊人。对于我,中国血统的巴西人,一颗百香果,两国的落差令人心碎。我父亲为什么离开中国?来巴西值得吗?其实这问题有明确的答复。如 果我父亲不离开中国,他很可能没命,因为他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与高层有密切的政治关系。二哥和奶奶留在国内,在文革时期(1966-1976)二哥被禁止拉小提琴,得了忧郁症,跳轨自杀。

看来,逃离显然值得,但这其实是一笔很难算清的情感账。 中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进一步除去理性。更惨:巴西的相对失败使得愤慨之情胜过可能的客观性。我们哪里错了?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中国学习?还是文化和政治特征不允许任何比较?

在缺乏分析条理的情况下,我诉诸政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指出,国家的变革是由一系列因素引起的:(i) 国际力量,(ii)国内变量(“从下至上”),以及 (iii) 源自政府机构的压力(“从上至下”) 。[1]  

或许比较和分析1988年后的巴西与1978年以来的中国可以为我们未来的道路提供一些启示。

更客观地 - 而且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辩论 -就是一个问题让我感到痛苦和困惑:在过去30-40年的改革中,是什么让中国经济成绩如此出色?为什么巴西表现竟是如此差劲?

是历史,文化和地理宿命论使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灯塔吗?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中国人民和领导人坚定不移的强烈愿望吗?[2] 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说品质?而我们的相对失败有什么原因?是我们的历史条件,空间环境,还是我们领导人和人民?我们该怎么办?

这里我尝试对比学习。为了避免读者一开始就失去阅读兴趣,在此警告,表达赞赏或提及中国取得积极成果并不代表本人赞同和支持中国复杂的体系。我的目的是诚实和无成见地观察我们能够从中国学习的经验,非模仿性的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寻找一条新的道路。[3]

 

i. 国际因素

 

从国际下手,70年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显然使国家处于比巴西更重要的中心地位。位于中亚和太平洋之间,中国领土面积第三大,温带海岸线超过14000公里,人口超过十亿,是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在北半球长期主导的世界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始终比巴西重要。

 

冷战期间,因中国的重要地位华盛顿与北京开展交往,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会见周恩来,这次会晤把中国的地缘和外交地位提升到巴西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领导下,中美苏形成三角外交关系。中国与苏联保持距离,改变两极格局。打开与美国合作的大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联盟造成了当前有效,深刻和复杂的双边经济,金融和商业相互依存的关系。

 

然而,巴西与美国的关系走的方向恰恰相反。由于地缘政治和战略无足轻重,对外依赖度甚高,政治能力不足,缺乏创立和团结人民的领导人,巴西没有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建立任何优惠关系,打开国际市场,支撑劳动生产改革。与中国不同,巴西没有与美国建立改变国家经济命运的关系。

 

作为“美国1974年贸易法”保护主义的目标国家,同时又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价格飙升冲击国家的贸易平衡,过度依赖石油的巴西逆差严重,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总统盖泽尔选择与华盛顿保持距离,所以与美国联盟一段时间后,巴西选择70年代保持较独立的立场,捍卫普遍价值观念。

 

换句话说,当中美高层正在为双边关系奠定稳定的体制基础,加大两国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被华盛顿忽视的巴西,不得不应对一系列的复杂外交问题和困难,例如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开始接近阿拉伯世界, 支持亚非国家非殖民化,承认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独立(尽管这些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成立的)以及与德国签署核协议,促成安哥拉一号和二号核电厂的建设。

 

正如史學史所稱,巴西这种自主的“負責任的务实观点”传达一种认识,鉴于地缘政治意义不大,任何與華盛頓的自動結盟都不會产生对等的结果。就個人而言-1991年至2001年我担任过巴西外交官,在外交部里的这段时间,見證絕大多數同事的重要课题是在務實和非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确定和捍衛國家的长远战略利益。

 

当时在巴西外交部的学院里,我们满心钦佩地讨论军政外交的高度专业性将国家长远的战略利益与政府利益明显区分开来,专业程度到国家支持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运动。随后,进入平民总统执政的时期,国家和执政团队利益的区别被淡化,外交逐渐变成捍卫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

 

对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为例,卢拉执政时期,双边关系围绕支持查韦斯。如今,在博索纳罗的领导下,外交重点是支持马杜罗的反对派。在两个情况下,似乎不考虑长远和无党派的地缘战略利益 ,例如: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亚马逊领土管理的问题,边界的稳定,打击毒品贩运等 - 反过来说,都只看当下的机遇。

 

1994年至1997年,我在中国担任外交官。在过去40年中,中国保持着常规和稳定外交政策,把外交作为捍卫国家长远利益的工具:领土完整,经贸发展,文化和教育合作,技术创新等;而且就连平壤和加拉加斯,所谓意思形态结盟的国家,对它们的外交关系也是离不开中国的根本利益。当然,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是基于一党制的政治体系。因此,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里,确保长远利益不会被不同的社会力量损害。尽管这些力量合法,它们却可以破坏广泛的集体利益。

 

或许这里应该关注中国和巴西近期制定和落实的对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就两国对外政策的国际力量,中国牵头的变化是全球性的(加入世贸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巴西牵头的变化是区域性的,(“阿松森条约”,“南方共同市场”等)。至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巴西外交在国家境内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简而言之,中美稳定关系迎来了投资中国的浪潮,从而中国变成世界的制造工厂,这一转变对国际秩序和中国本身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被发达国家忽视的巴西,国家依靠内生的转变加强自己的主权,巩固中等权利的地位。与中国不同的是巴西没有扩大权利,没有明显崛起。

 

如果当时出现外交天才和极高声望的领导人,国家命运会不同吗?若是我们有俾斯麦的远景,甘地的团结力量,戴高乐的超凡魅力,摆脱得了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吗?在外交领域,也许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我们尽力而为了(毕竟用尽了所有的智力资源)。如果能够重新再来,我们很可能还是做同样的事,并无法提升巴西的国际地位。

 

在一个名为西方的俱乐部中,联合国安理会,七国集团,经合组织等机构均为权利标志,而巴西像一个属下单位,处于次要地位。

 

我们不加入有声望且强大的俱乐部通常有三个原因: 因为我们没想到,因为没被邀请,或者是因为我们试了但被拒绝。在美国指挥的20世纪西方俱乐部,巴西没有门。原因我留给读者满满去想。

 

 

ii. 国内因素 (从下至上)

 

也许,我强调“也许,观察中国和巴西转型的国内因素,也许能够指向令我们感到乐观的前景。为了能够更好了解两国不同的现实国情,政策比较方法规定应该有条理研究一系列的变量,以下我以问答的形式阐述:

 

1978年和1988年,当中国和巴西分别开始实行重大的改革时,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如何?-消费市场规模多大?-福特主义转服务经济,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教育质量和规模?工会力量?动员群众的能力?民主化的程度(下一节仔细讨论)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能够说中国和巴西的社会福利是资本和劳动两者之间达到的平衡吗?-中国和巴西的农业生产规模多大?-土地占用,有什么样的结构和集中程度?-人力资源,规模、质量和可利用性?换言之,具有中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规模有多大?-原材料和能源?-至于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社会团结和种族和谐,情况如何?

 

列出一个表格对比两国改革元年的情况,会发现巴西在主要的指数都领先。然而,短短几年内,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超越巴西。指标数据都是公开的,为了避免读者厌倦,我随机举例: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200美元,巴西是3500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翻了50多倍!而占中国人口1/6的巴西,2019年的人均GDP达8.796美元,同期增长2.5倍。

 

从定性研究角度解读,在最近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学习,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评价计划)中国在三个科目中排名第一,超过瑞士,美国和德国。而我们巴西的阅读素养可耻地排在第57位。[4]

 

在此表示,我本人认为,进行中国和巴西的对比分析,两点特别需要深化。巴西农业和能源,两个领域,在国际上变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成为粮食和能源大国。很有趣的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恰恰造成国家严重依赖海外粮食和能源供应。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和石油进口国。俗语说,中国是短腿的经济巨人,对外依赖严重,因此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相反地,我们农业生产和能源的腿长的特别长,但走起路来,好像就很短。。。)

 

而我们做过了重要的政治论述吗?在中国崛起变成大国的40年中,巴西摆脱了粮食进口的依赖,变成农业生产的重要参与方,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在产量,土地产率,畜牧和家禽,成绩卓越。在能源领域,巴西成为深水石油勘探的典范。

 

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奇妙的互补性是否应该得到特殊政策的推动?还是应该让市场自身的力量去协调利益?当然,巴西还有其他的优势。我们有一个高效的采矿业,重要的航空业,高质量的数学。但我专注农业和能源是因为中国与巴西在这两个领域有极大的互补性。我将留到本文的末尾讨论。

 

说起促使国家转型的国内因素,首先需要提醒两国文化和历史背景大不同。这不是在做价值判断,这样做只会陷入民族中心比较的困境。只是在进入这方面的讨论前,还是应该提醒两国之间的差异极大,有必要清楚认识现实以策划未来,从个别的出发点起航。

 

中国是种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对一致的国家。1970年代的一致性是一个又丰富又暴力的悠久历史的结果(如今还算相对一致),占人口92%的汉族,其风俗文化和世界观在中国推广开,连外来的入侵者都接受汉族影响。同时,儒家思想在过去的两千年,其奇妙力量塑造并团结中国的政治为,加强社会一致性和凝聚力。[5] 中国70年代普遍贫穷,这种社会平等现象的短期因素是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计划面临崩溃,长期因素是整个19世纪古代皇帝制度让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受侮辱分裂。

 

在巴西这一边,种族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始终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国家的世袭主义根源使社会不平等也变成巴西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换句话说,中国和巴西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更不用说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应该说起,巴西民族的多样性是由欧洲移民和两大可怕事件组成的:一、最初人口高达1000万人的原住民,遭到疾病,暴力和屠杀;二、4000万名非洲人被迫成为奴隶。这仍然是我们社会未愈合的腐烂伤口。

 

 确定了差异之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家从下至上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呢?

 

若是中国近期的稳定源于民族和文化的一致性,那是当代人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而巴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我们多样性的基础上。要发挥全部潜能,巴西必须采取积极团结的态度才能实现。不同团体的诉求(意识形态,种族和性别均为必要的诉求)不能在普遍价值之上。

 

我承认这说法含糊不清-但推动集体前进的理想必定是分散而崇高的,因为这样才能覆盖到更多人。墙上红色墨水粗体字母的涂鸦问着 “您的乌托邦是什么?”。而我问:“我们的乌托邦到底是什么?’’。为了使这个集体目标更加清晰,我们的出路或许是首先相信我们有能力在包容,尊重,团结的基础上,与不同观点的人相处,而坚定不移捍卫社会政治经济一体化。

 

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从进化的角度看,我们比较喜欢熟悉的事物,因为有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脑见到新的,陌生的,不熟悉的,可能会造成危险的东西时,会发出警觉信号。[6] 而在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的居住地,我们必须重新编程大脑,学会与不同的人相处,不然我们的社会将走向自毁。我们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动物?  “不表现种族主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积极对抗种族主义”-若安吉拉·戴维斯著名的话伸到其他的范围:容忍不平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积极对抗不平等。在城市中,我们必须致力于建设(a)安全的公共空间(b)通过经济和社会包容,诱导和促进社会里的不同看法能够并存,特别是提高公共教育的品质。

 

1967年8月,一个多云天空的早晨下,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回应市民对皮卡所15米高162吨重雕塑的反抗、严恶和保守批评说:“今天陌生,明天将熟悉。” 一句有远见的话,几年后市民爱上了雕塑,而政府随后在城市各处散布全球大师的雕塑作品,其中包括夏卡尔,米罗,杜布菲,卡尔 德,野口,摩尔等人。而芝加哥成为世界上收藏最多雕塑品的城市,并且还为其他的艺术铺平了发展道路。

 

艺术从陌生到熟悉,熟悉到有感情,如果对象是人,这种转变可能吗?或许可以,只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已。在公共艺术领域获得如此伟大成就的芝加哥也没有消除种族歧视和阶级偏见。没关系,历史将告诉我们。至少这是一个文明誓言,有一定文明成分的本地和全球范围的誓言。有希望。你们看,同性恋关系和女性平等观念在巴西三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们正在遭受可怕的挫折,尽管社会还没有完全接受和认同,但不可以否认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回到巴西和中国,可悲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发展模式加剧空间等级化、不利于社会走向包容共享。在中国和巴西,土地价格由市场形成,企业力量主导城市空间的分配,低收入人群被摔到越来越远的城市郊区。

 

70年代中国城市高度平等,不幸当前的城市完全反映阶级隔离。城市郊区,越远,越穷,房子越简陋。而且发展速度极快,例如北京,一环一环地开展,现在已经在六环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失去了很宝贵的一个机会,推动减贫的同时,建设一个共享包容的城市。

 

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包容没有带动包容型城市的建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致富,城市迅速发展,可是中国没有趁机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共享包容的城市空间。

 

未来,一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会与规划促进不同收入,种族,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群体和平相处的社区,及建设广阔的公共空间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相信这个议题也会得到中国的重视,因为不平等加剧能够导致社会紧张局势。对中国城市规划进程持有反对看法的人,其中包括当地公民,例如获得建筑奖的王澍,他们表示,城市空间的阶级隔离以及公共空间面积缩小为严重问题。

 

巴西和中国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在这里混乱侵扰秩序,在那里有秩序的状况总胜过一片混乱。两国城市的空间阶级隔离和分化显著,只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城市连通方面正迅速发展,举例,上海和北京的地铁网络已经突破1300公里。圣保罗和里约两个城市地铁系统加起来里程约159公里。在这里,我们被动地目睹民兵,黑帮和流浪汉在城市日益增多。在中国,高铁连接着相当安全的城市,线路突破29,000公里……

 

该文接近尾端处,我重申最初的“也许”。巴西只有在找回肯定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条件下,才能够成功。出路也许是考虑建设更好的城市,提供大量的共用商品和服务,客观讲,规划有资源再分配作用的明智政策。

 

未来规划出的政策必须达成的共识是一个更好的城市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并且是提高城市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员工上下班通勤时间太长,效率不可能高。重新规划城市和行为改变应该同步走。社会和市场可以积极从下至上参与,而政府从上至下协调,下一段我将详细解释。

 

我们也许成功,但这并不容易。我们需要在之前谈到的两个内容采取积极的行动:通过包容,尊重和团结克服传统主义,以及永久促进经济包容性。[7]  不是通过保姆式的分配机制,而是通过共建更好的城市,大量分配共用商品和服务。有创意,总是能设计出一个结合私营资本和公共利益的项目机制,减轻不平等的现象,特别是城市空间的阶级隔离。

 

iii. 政府作为变革动力(从上至下)

 

在国内层面,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國和巴西政府转型因素也截然不同。 国营经济崩溃后,1978年,构建市场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巴西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1988年,当务之急为重建民主。在中国,国家为产业載體打开市場大门。在巴西,国家向多元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开放。

 

众所周知这两个过程的部分结果:四十年的改革,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变大。在巴西,情况相反:总体劳动生产率指数停滞不前,政府软弱无力,农业和能源两个领域例外。经济停滞和政府衰弱同时发生,而且还包括公共政策被俘获,有组织犯罪和民兵爆发,腐败激增。

 

当然,腐败并非我们独有。在中国,腐败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连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出来打击,结果150名高管被惩罚,其中包括军队将军和党中央有影响力的成员。与巴西不同的是,中国创造财富使数亿人摆脱极度贫困。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80%以上的人口(巴西人口的四倍)走出了贫困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西的反腐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完善了重要的管控工具,可惜这些工具不总是依法、无私公正地被应用。

 

 “那中国人民的声音呢?”批评中国的使者将焦急地问。值得一提,中国几千年历史,社会力量一直以抗议,暴动和战争的形势体现。在中国史上,政府官方渠道未曾形成老百姓有秩序发表关于治国 理政意见的空间。连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和共产党革命(1949年),在这两个时期,中国也是没成功地建起除了革命团队之外广泛民众可以参政的民主制度。

 

过去40年,中国的社会力量一直保持着“缓冲”状态,可是一如既往地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刻随时爆发。中央政府比谁都还清楚这件事。举个例子,唐朝发生的安史之乱 (756-763)造成3600万人死亡,[8]  创下一个可怕的世界纪录,直到120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刷新这个纪录。中国的暴动,除了数量多和历史悠久,另一个特点是死亡人数以百万计算。

 

冷嘲说,一个简单的解释也许是:腐败在两个国家普遍存在,只是中国创造价值的规模大到足以维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中国的朋友和家人聊天,我发现中国人民和其悠久的历史对民主的概念很陌生。几千年来,中国制定的政治模式,专制性质始终没有改变,而每当国家试图推动开放,结果陷入混乱。

 

当今的巴西,我们不接受屈从与威权主义的态度。说到这里,非常清楚西方民主的诸多缺陷和短板,我们必须避免对中国的治理方式持盲目批评的立场。毕竟,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大的文明古国,也是中国在40年内有八亿人脱离绝对贫困。

 

尽管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实际的民主空间不多,但毫无疑问国家取得很大的成就,段时间创造了非凡的社会成绩。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不含糊的,同时也不能用来辩护巴西威权主义的理由。必须了解,政府或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肯定取决于多方面的成就,留给老百姓来通过线性或其他分析方式评价。

 

采取以下的前提:社会组织遵守市场,政府和人民实力的互相影响 (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并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自1978年,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是绝对前所未有的,因为重新平衡了三方的力量。与形成当代政府的世界革命进行比较-法国大革命(1789),美国革命(1776)和俄国革命(1917),中国改革开放有本质上的差异。根据乔凡尼·阿里吉的观点,1949中国共产革命胜利,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败后,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是实施市场经济,而是实施有市场的经济。[9]

 

关于政治理论里说的否决点,国家内生转型的动力,我再做一个解释。否决点指官僚机构中可以阻碍集体选择的一系列情况(决策,公共或私人项目,法案,改变现状的提案等)。[10] 否决点既是必要的,也是不正当的。必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对社会和技术进行管控,不正当,因为正如最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说,所有否决点,在代理人的手上,很容易被公共或私人的阴暗利益俘获。

 

许多高复杂性的大型项目的闻名经历表明,巴西政府在民主制度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权利中心设立了诸多的否决点,这注定国家低效,僵硬。监督机构迅速变成政党或私人团体筹集资金的地点。公共机构被企业俘获或被政党操纵,严重损害这些机构的必要独立性。连开发银行都没逃过几十年不同政府团队的手掌。同时,社会舆论多次被不代表公共利益的团体压到。

 

更糟的是,除了流程缓慢和不明确,每一项决定的前后秩序相当混乱。任何项目,基础设施,环境或房地产,都需要去多机构办理手续。我们没有办成一套统一审批项目所有的事项的流程。举例,圣保罗市的一个中等复杂性的城市规划项目需要有多个部门审核,顺利完成流程至少需要花5年的 时间。所以,问题或许不是否决点,而是不协调,加上企业和个人在公家机构里筹集资金的动力往往大于维护公共利益的兴趣(通过贪污和其他机制)。

 

最后补充,任何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都需要有技术知识支撑,而巴西政府部门里通常不具备这个条件,不管哪一个级别,人力和物料资源永远不足。这种刻意造成的资源不足的情况促使政府部门和企业在经营权转让和基建领域发展不良关系(至少是有矛盾的关系)。[11] 近年来,监管法律得到一定的改进,但还远远不足。要不简化聘用市场上合格的项目(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做法),要不我们国家培训人员去做(大政府主义主张的做法),无论读者认可哪一种做法(自由主义还是大政府主义),重点是决策要有实实在在的执行,以追回耽误掉的时间,促成利益相关者-市场和人民(受益或受损的群众)去参与讨论计划。

 

读者可以说,像中国这样强大而集权的国家,否决点的数量要少得多。确实如此。大型项目很快敲定,为了减省时间,常委和省市各级政府已经有组织地办起一套统一的审批流程。

 

将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差异描述为技术专家统治与民主制是简单而不合理的对比。其实可以说,在开发大型项目时,如果中国进一步完善听证体制,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相反的,如果我们借鉴参考中国缩短审批时间的经验,借鉴政府部门作业电子化的经验,学习理顺审批步骤,统一流程,巴西可以提升办事效率。

 

如果我们想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来促进社会包容,减少不平等的现象(强调这是我最喜欢的论点),我们急需找出方法,为政府和市场创造执行项目的条件。不要再像巴西地铁建设的缓慢速度前行,不要再像巴西廉价房项目如此恐怖地发展。[12]

 

iv. 巴西在世界上的地位

 

 “19世纪,世界强权为欧洲。20世纪,世界强权是美国。21世纪则是亚洲。” 帕拉格·卡纳在电话中对我说,之后这句话被用在去年出版的 “The Future is Asian” 的书籍上。[13]  我自己想,巴西才刚加入西方,而国际体系的重心已经向东方转移了。面对世界重心转移和科技深刻转变,客观地问,我们有在认真思考国家的战略定位吗?

我觉得没有。回顾巴西近年的外交、贸易和学术/文化工作,可以看出,我们做到的远远落后于我们应该做或者是可以做的工作。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鉴于美国的崛起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的推广,伟大的白河公爵调整了巴西的对外政策,取消了欧洲为世界中心的外交观点,主张与正在崛起的北方大国接近,(尽管他非常欣赏欧洲文化)。奴隶制的废除,咖啡贸易的成功,后期工业化开始所需的资本积累,君主制转共和国,当时巴西社会经历巨大的变革,促使国家寻找新的自我,现代巴西的面貌。

 

公爵对国内外的巨大变化体察入微,并制定政策,巩固巴西政权更替后的形象(尽管他是一位热爱君主政府的人),[14] 他向世界展示,新成立的共和国将能够在大国之间占据一席之地。在国际舞台上巴西的工作令人钦佩(而且正是民众共同的心愿),让他活着获得国家英雄的称号。1912年过世,估计30万人参加公爵的葬礼,这件史无前例的事推迟了狂欢节的正式庆祝活动。[15]

 

进入21世纪,世界发生了更多的有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次结构性变化由中国主导,就如之前所说,在同一个时间中国推动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可是这次,民主时期执政的巴西总统,萨 尼,科洛尔/伊塔玛尔,卡多索,卢拉和迪尔玛/特默尔,都没有注意全球重心向中国转移,因此,国家没有制定相对的政策和战略,没有杠杆双边利益。

 

巴西现任总统和自封为“特朗普主义”的外交部长加剧了中巴关系的坏局面:从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低灵感和低创造力的外交对话,巴西方转向了一个功利主义和贪婪的政策,完全缺乏两国人民渴望的文明价值。竞选期间,中国遭到轻蔑甚至攻击;巴西政府很长时间之后才糊涂和不直率地进行调整(因为中国开始缺乏信心),即使在2019年11月巴西总统访问北京,局势也没变。博尔索纳罗总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后,简短地表示:“这次会议主要是商业性的,政治是逐案。”对全球最大的新兴力量说 “政治是逐案”,这简直太荒唐,急需纠正。

 

必须承认: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没有远见,低级和卑劣。如今,情况变得更糟。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特别是与国会领导人合作,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超级大国的有力候选国说,“政治是逐案”,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一个严肃的双边政策应重视两国长远,互补的战略利益,并且反映两国人民的价值,原则和实际心愿。

就客观利益而言,对于中国,早先被比喻为短腿的经济巨人,没有什么比减轻国家粮食和能源对外依赖(巴西两强产业)更为紧迫。因此,在我看来,能源和粮食安全有关议题可能是双边有兴趣优先开展的战略议程。[16]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地购买国。原因很简单: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需要0.22公顷的农地来供应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而在中国,人均耕种面积只有0.09公顷,这意味着政府和企业都在国外购买土地。所以,中国现在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最大的非城市地区的外国土地持有者。[17] 另外,也可能成为非洲最大的土地持有者。

 

由于巴西对外国人购买土地设定限制,至少在官方上,中国不是主要的土地持有者。可是实际上,中国很可能通过买卖合同机制隐瞒实际的土地收购。换句话说,随着中国公司的交易不断增加,我们逐渐失去机会,以健康,有自尊和透明的方式与中国磋商,传达我们对中国投资巴西农业的期待。我们肯定想得出办法,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不威胁巴西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有效地把中国资金分配在巴西的农业生产上。其实不这样去做,而是留给市场操纵,非常愚蠢。

 

我们盐下油藏是中方感兴趣的另一个主题,而且同样应该是双边政府谈判和管理的具体事项。我们的石油资源可以而且应该以给国家带来广泛利益的伙伴关系的方式进行谈判。对于盐下区块,巴西 采取拍卖模式,但由于监管法律和政治环境不稳定,去年11月份举行的一轮招标,中资企业是为了应付巴西政府要求,直言说,应付巴西政府的恳求,才象征性的参加。更好的做法会是在政府层面交流,就合作勘探和生产石油交换意见,并将巴西的利益(和中国的对等利益)放在桌面上谈。

 

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各方面取得成功,而且一项胜利往往与一项失败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巨大成功的弱点恰好是巴西的两个生产强项-粮食和能源,在设想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边不能忽视这互补性。

 

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前提是中国和巴西双方要有意愿。中国对这个想法有多大的兴趣?多大程度上我们自己高估了巴西可以减轻中国对粮食和能源外部依赖的潜力?中国手里也有牌(在国内开发可再生能源,或者寻找其他的合作伙伴),我们相对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到底值多少?

面对这样的问题,只有强有力的外交行动能够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外交行动应包括定量和经济评估的要素,还应包括与利益和主观价值观念有关的定性内容,这些在谈判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巴西境内,我们需要认真评价,国家是否有能力组织不同行业的利益,建立务实和非官僚的协调机制,并对纯真的改革力量保持开放和透明的态度。

 

这不是普通的常规任务,也不会是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制定的政策。这将需要国会,地方政府及合格的经济和社会代表参与,特别是与新经济环境的城市基建有关的部门。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当巴西坐下来与中国谈判时,已达广泛共识,捍卫一个和谐的立场。

 

对于我们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和巴西的实力对比落差越来越大。而我们的优点是农业和能源领域强,其他生产部门竞争力高,尤其是矿产业,以及我们消费市场规模大。本文的主要动机是:我们改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心愿能够引起中国的兴趣,并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服务和商品的目的地。

 

当然,建设一个更有实质性的共同议程,中巴双边关系不能有新殖民主义氛围的现象。简而言之,仅出口粮食和石油巴西不感兴趣,巴西感兴趣的是建立伙伴关系,使我们在所谓的工业4.0框架下实现国家生产多元化。

 

同中国深化合作关系,其实没有必要说,如果我们用清醒,有自尊心,谦虚,不极端的眼光去观察,抛掉我们熟悉热爱的脆弱理论,一定能够学到不少东西和有很大收获。这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个伟大的教训和榜样:从自身和他人的错误和成功中学习;理解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基于国家精神找到一条共同繁荣之路,而无需自动模仿任何经济或政治思想和潮流。

 

在国内改革方面,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理论制定公共政策,不过大量地借鉴了海外经验,例如: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国家中的市场作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发展技术, 苏联对领土完整的错误管理,7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经济和次贷危机遭受的冲击所制定金融监管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硅谷的技术创新方式等;最后,不要忘记,还有被列宁放弃的新经济政策的教义,邓小平在莫斯科读书的期间,认识到社会主义纲领中结合资本主义的倡议。[18] 元素多样且已知,但具体剂量是中国配方,并仅适用于中国。

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察者,我总是诉诸于之前提到的由市场,政府和社会形成的三脚架。我认为三脚架的图像,经济,政治和民间必要的力量平衡,非常有效,因为市场,政府和民间是原始和永久的,与人类的起源和演变联系在一起,并不断被视为文明史上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类权利永存,无法消除。自古以来,历史证明,镇压市场、国家或民众的企图都导致不安和悲剧性的后果。

 

因此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个绝对中央集权的政府,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解放了市场力量,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设定前所未有的一种平衡,从此为国家开辟了提升国际地位的道路。

 

说到从下至上,也就是说由老百姓推动的转型,能够一个一党制政府和人民高度一致的中国给我们巴西提供参考和借鉴吗?特别是与中国人恰恰相反的巴西人,在种族多样性的背景下,致力于加强民主多元化。

 

当然可以。绝对肯定的答案是一个奇妙的自相矛盾的说法。

 

韦伯认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伦理,意识形态,民族精神的产物。[19] 韦伯的推理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相反,因为对马克思,基础结构 -生产力量,社会的经济基础 -决定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和艺术。因此,从韦伯的角度来看,只有事先在社会团体中建立了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伦理,才能将这个生产方式植入社会。[20] 按照这条思路,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难道是儒家思想提供条件让西方的生产模式进入吗?[21] 继续按照这条思路,新教伦理导致欧洲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选韦伯的理论作为基础,那么我们可以问,巴西社会的精神能够让国家在21世纪走上繁荣和社会平等的道路吗?换句话,以我们的精神作为出发点,哪一个是与巴西灵魂相一致,不违背民 族本质,能带来繁荣和社会正义的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鉴于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技术深刻转变的时代里想出一个新的国家计划?若是可以,这将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开展什么样伙伴关系?

 

进行一个绝对疯狂的对比,同中国儒家思想彼此相对的一套巴西精神体系,主要价值包括快乐,热情,幽默,多样,灵活,混血,自发庆祝等。这些观点与中国决然不同,非常简单解释说明,儒家思想注重仁慈,正义,崇敬,知识和信任。这个对立揭示了两国巨大的不同。

首先,两国社会的思想体系有本质上的差异。这点不多说,只要记住,儒家思想以仁爱和崇敬等阿波罗主义价值观为支柱,而巴西精神,则以欢乐和热情(狄俄尼修斯特征)为支柱。不是在做判断,只是说两国在制造财富的道路上,会有完全不同精神基础。

 

第二个差异同样突出,这里逃不了做比较判断。儒教是一个成熟和完善的思想体系,而巴西的精神还在形成中,仍然年轻,不稳定和脆弱。儒教变成了教义,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甚至推广到中国领土外。形成巴西身份的要素 :历史,习惯,习俗,行为和理想,尚未成为团结社区的力量。

 

而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悲剧,困境和挑战也许是,巴西精神的美和力量是我们的多样性,但近期,多样性受到多重和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威胁:种族主义和诸多歧视重新抬头,与身份相关的斗争不断(既必要又合法,但有可能造成分裂),不平等现象加剧,并且反映在土地分配上 -城市空间严重阶级隔离。

 

中国能否教导我们加强这些价值,成为有效、成熟和牢固的伟大理想吗?我们能够围绕多样性团结起来吗?我们能否增强社会的团结力量,并找到一条繁荣之路?还是我们注定要分裂,加深陌生感和分离,陷入混乱?

 

也许中国改革的最大教训是:韦伯与马克思之间不存在矛盾。一方面,基础结构确实塑造一个社会的价值,原则和文化。另一方面,人民精神决定一个国家生产方式。

 

个人自由和民主进程在多大程度上“阻碍”发展?这是讨论中国(较一致,集权)和印度(较多元化,较民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经常提出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巴西,在这里民主原则只能更强,绝对不能后退。

 

结论

 

与中国建立诚恳的合作关系,巴西是否应该考虑深深调整国家的外交政策?如之前所提,我们具备几个能够吸引中国目光的务实优点,能源和粮食。同时,巴西应该重点研究,如何利用中国科技工具和方案来强化社会伦理道德,减轻不平等现象,推动包容型等等。另外,巴西也急需修改政治代表性和与企业界改变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要建立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或者是梦想一个结盟性质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毕竟有限,影响第三方的价值,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软实力仍需大幅提升。种族一致和儒家思想的力量加大了国内的凝聚力,但是由于对外没有说服力,中国推动国际工作还是面临很大的阻力。

 

当然,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巴西的批评数量极多。自由主义者高呼,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过度干预最终将扼杀创新。民主运动人士批评中国的一党制和舆论管控。环保主义者警告,中国的发展速度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激进平等主义者辩护,中国的成功高度集中。抗议者不满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待遇。从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不可忽视的道理。但如前所述,政府的执政权力和合法性始终是多方面的。

 

在比较保守的圈子里,当我对中国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加剧表示担忧,听到的回答都是:“有富人有穷人总比大家穷好”。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我通常需要数到十。当我冷静下来,已经轮不到我说话。而脑袋里思来想去,我们应该很尊重一个在几十年内成功使数亿人摆脱贫困的国家。

 

与此相对,在西方发达的经济体,新技术给所有知识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在政治领域,新技术的应用目的卑鄙,不可告人。在失去代表性的民主,政治参与限制在少数人的范围内。政党有老板,而在选举和政策制定中,不对人民开放,但对企业全面开放。

 

完全不了解大数据可以为空间规划提供解决方案的城镇脱离不了不健康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继续不良增长,建设高环境代价的基础设施,并加剧城市空间阶级隔离。市场和政府忘掉城市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地方,城市空间规划向可持续的模式发展至关重要且紧迫。在数字世界里,民众早已沉溺于虚假信息的制造和机制中,配上有偏的过滤器,极化和仇恨不断加深。

 

推测到这里,我再回到中国关系的话题,并且通过隐喻图形,传达于中国合作最高目标的重要信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巴西可以扮演同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与美国合作的同一个角色。实际上,这意味着与中国合作,巴西应该重点考虑把投资分配在城市基建和城市科技上,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关于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因而在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让国家走上工业4.0和社会包容的道路。

 

我看不到像城市土地价格形成的另一个经济领域,当市场和政府失手,能够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大多数人的居住地,这种失败的结果是城市分裂,形成对社会充满仇恨的贫民窟。

 

谁知道,问题的核心不是不平等而是排斥?谁知道,可能有一条不存在排斥和不平等现象的繁荣中间道路?或者在不增加贫困的情况下,更平等,更包容。按照许多古老文化的说法:真理在中间道路,难道通过大量提供城市大众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政策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死主义的结合点?

 

巴西很晚加入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稳步跟上,如今冒着追不上第四次革命的危险,留在遥远的边缘,成为被动的消费市场,无法参与创新和知识经济的生产。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

 

世界权利迅速转移。轮不到我们对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情况做出摩尼教式的判断;但审慎和去意识形态地观察世界是完全必要的。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具有永久和全面的结构性冲突特征,而且可能扩展到国际生活的其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转而去靠近俄罗斯。[22]让我们记住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到苏联的启发和得到苏联的支持,而目前正在形成的中俄关系可能有长期战略联盟的性质。

 

这场纠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方面,巴西最有竞争优势的行业,美国是竞争对手,尤其是农产品和能源。另一方面,华盛顿在外交领域可以为我们提供的优惠仅限于或大或小的市场开放(并将受到美国国会限制),与美国的双边谈判,不可能涉及到巴西选择投资重点和方向的内容。相反地,中国外交大规模地自由发展。

 

对于巴西哪个是更好的选择? 坚持巩固华盛顿共识还是新兴的北京共识?[23]

 

巴西需要制定战略规划。与中国建立特殊,灵活,没有独占性,没有排他性,不事先排斥其他伙伴,对新的机遇持有开放心态的合作关系(a)将使巴西更好地加入第四次工业革命,(b)促进和支撑国家改革,重新平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及接触先进的公共管理电子作业,并且(c)给巴西启发,没有必要模仿别人,在自身的条件和背景下,寻求国家精神和伦理道德。

 

在巴西谁有能力谋求新的国际地位?保证科技成果给我们带来利益?推动政治改革?建立市场和政府力量之间新的平衡?和最重要增强社会凝聚力?我们有能够推动这场伟大运动的领导人吗?只有在摆脱种族和政党色彩,足以代表巴西黑人的领导才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和谐的社会,而或许与中国成功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最好尽快...

 

 

 

备注.…必须发生在世界权利重心因北京,莫斯科和德里联盟再次移动,而俄罗斯占据两个人口大国的能源和粮食供应国的地位前。特别是金砖五国当前只是形式上的一个组织,而未来也许只剩下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将金砖国家变成有效的组织是巴西重大任务。

 

 

“飞利浦杨,企业家和城市规划活动家,URBEM (www.urbem.org.br) 学院创始人;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巴西和瑞士外交学院毕业;1995年至2001年间,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巴西大使馆任职。

 

翻译: 林卓韵

 

[1] Se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tate (OHTS) Eds. Stephan Leibfried, Evelyne Huber, Matthew Lange, Jonah D. Levy, Frank Nullmeier & John D. Stephens, 2015.

[2] In a more orthodox economic view, by releasing market forces, China merely returns to its "normal" condition of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since the 10th century, a position that was interrupted by the adven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re would be no exceptionalit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only a return to a supposed "normality".

[3] The ongoing coronavirus crisis, although serious and frightening, is taken here as a conjunctural event that should not affect the perplexity generated by Chinese reform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4]PISA has been applied in China in four cities: Shanghai, Beijing, Jiangsu and Zhejiang. Although it represents a partial sampling of the Chinese reality, it still gives a good idea of progress achieved in the country.

[5]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debate today tends to minimize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to impute to the political centralis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modern China. For an in-depth discussion see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by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Huntington (2001

[6] Familiarity promotes the blurring of self and other in the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reat, de Lane Beckes, James A. Coan, Karen Hasselmo, i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ume 8, Issue 6 (2013).

[7] In O multiculturalismo e a dialética do universal e do particular, by Celso Frederico, Estudos Avançados vol.30 no.87 (2016), the author asks how different cultures can live together in the democratic rule of law. Estudos Avançados vol. 30 no.87 (2016).

[8] Figure cited in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by Steven Pinker, presented as the greatest atrocity in History.

 

[9]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 Giovanni Arrighi (2007).

[10] See Veto Points, Policy Preferences, and Bureaucratic Autonomy in Democratic Systems, by Thomas H. Hammond (1997).

[11] Seria possível um modelo de transparência na infraestrutura?, Philip Yang, Nexo Jornal, 22.3.2019

[12] O que fazer do Minha Casa, Minha Vida, Philip Yang, Folha de S. Paulo, 12.2.2019.

[13] The Future is Asian: Commerce, Conflict an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de Parag Khanna (2019).

[14] In the words of Rubens Ricupero, "Neither before nor after, has such a perfect figure-symbol of values and aspirations emerged that Brazilians imagine to correspond to the 'idea of Brazil'", in A diplomacia na construção do Brasil: 1750-2016 (2017).

[15] O dia em que adiaram o Carnaval: política externa e a construção do Brasil, de Luís Cláudio Villafañe G.  Santos (2010).

[16] Evidently, besides agriculture and energy, Brazil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other sectors, mining being perhaps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However, food and energy security are much more "visceral" topics of interest to the Chinese than mineral commodities.

[17]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FAO (2010).

[18] Lenin’s NEP and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 de Wei Xiaoping,  in: Rockmore T., Levine N.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Len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8)

[19]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ax Weber (1905).

[20]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arl Marx (1859)

[21]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de Michio Morishima (1981)

[22] As I conclude this text, President Trump puts pressure 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ban Huawei's entry into bids for the deployment of 5G technology. What will prevail in the world? Free market, managed trade, industrial policy or surrendered 'trumpism'?

[23] See The Beijing Consensus, by Joshua Cooper Ramo (2004) e 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 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by Dani Rodri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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